“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7年11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结束了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长篇演讲。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句话，与他今后四年的新角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数日后，刚刚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的宗旨，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
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我感到惊喜。”2月1日，林毅夫在北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知道我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知道为什么不能。至少我考虑过诺贝尔奖的事情。可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林毅夫没有立即回复，两天后，他回答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会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对于林毅夫，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一个漫长旅程的承认——29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27岁时，台湾人林正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航道，将自己带到了陌生的中国大陆，也带到了不可知的未来面前。
1979年5月16日傍晚，“封金挂印”之后，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顶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台湾外岛驻军从此没有篮球可打，但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此前，由于以台湾大学学生的身份从军，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最前线的连长。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林毅夫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虽不平常，但已在与中国相关的既定航道内。
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有些类似巴别塔故事：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著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
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他同样珍视另外一个角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
1993年底，一次会议的间歇，他与张维迎、易纲等几位同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聊到了在国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中心的想法，所有的人都感到兴奋。
然后是行动。1994年，CCER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
成立之初，CCER有政策、有两间半办公室和6位海归学者，而所有资金，都是“化缘”而来，“开始时主要资助者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还有不多的一些私人捐资。”林毅夫说。
林毅夫的哥哥是私人捐助者之一。1996年，在他捐资成立的奖学金颁奖仪式上，他说，“我不了解我弟弟的研究，但我知道他做的事情一定对国家有利。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他的事业。”
世行也是坚定的支持者。1994到2000年间世行资助留学人员在CCER做客座研究，并参与各种CCER的学术讨论——1996年，世行该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就是在这里召开；包括斯蒂格里茨在内的多任首席经济学家也多次到访CCER，进行学术交流。
CCER有着国内罕有的管理框架。日常管理事务由主任会决定，教员晋升、招生和研究方向由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联系会决定。而它的教授会扮演着中心最高权力机构的角色，中心的章程、内部规定和战略方向的决定和变革，以及中心新进人员的聘任，由全体教授会决定——每个全职教员，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一人一票”。
如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这里，如卢锋所说，数十位有着海外学术背景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为转型中国贡献认识增加值”。从成立至今，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CCER发出的声音，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CCER的独立性与学术水准同样为人称道。中心从来不乏对政府批评的声音：卢锋对粮食政策、周其仁对电信垄断和土地制度直言不讳的批评……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也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从成立之初，创始人员确立了学术独立的原则，此后所有的人“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这一原则”，而这一独立性，不仅是相对于政府政策，同样也相对于公众一时的舆论，在内部，教授们已经习惯了学术观点的分歧甚至是对立。“现在，学术自由和独立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林毅夫说。“几个天真的学者，有很大的责任感，因缘际会，很幸运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谈及CCER，林毅夫的声音罕有地带上了感情色彩，他表示，世行任期结束后，他仍将回到这里，“这是我终老的地方”。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长期领导人，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管理者，这些管理技能至关重要，因为世界银行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杰出管理者的机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书面采访时说。
到世行去
1月16日世行行长佐利克亲自致电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决定，2月4日世行董事会批准这项任命并正式对外公布。他将于5月底离开中国，到华盛顿工作四年。对于他个人，同样是做研究，只是从为中国服务到为全球服务，这不需要犹豫。他难以割舍的是离开CCER和中国。他说服自己，CCER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者，“总要有新的人当主任，即使我不到世行，也要考虑这样的安排”；不能再直接参加中国的政策讨论和决策了，“但可以为中国和世行的合作做许多事”。“对于我个人、CCER、中国、世行和世界，这都是一个有益的选择。”他说。
一直以来，世行的经济学家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基于西方经验提出建议，“华盛顿共识”就是这样的标准药方——发展中国家应进行以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同时执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是在西方经验之外的。比如，市场不完善，许多时候，市场和问题一起产生；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制度框架很弱，政府缺乏执行能力，等等。
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林毅夫说，他不反对华盛顿共识的长期目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自由化、私有化、紧缩财政”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主流西方理论认为，国有企业预算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效率低下，国家财政需要对他们进行大量补贴，导致预算失控，财政困难；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私有化，这样国家预算将不需要耗费在补贴上。
林毅夫认为，私有化并不能必然导致效率，只要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私有企业同样会亏损，同样会要求政府补贴，而且在逐利冲动下，他们对补贴的胃口会更大，这样，控制预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结果伴随着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是预算失控、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失控的通货膨胀。
林毅夫表示，将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更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限制条件，和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一起探讨符合该国实际的解决方案。
他将与世行的七八百位经济学家合作，通过了解和沟通，为全球发展问题提供更多新的视角和认识。“过去人们倾向于用标准药方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明白，经济学家们需要用诊断式的方式提供政策建议。”
就像世行过去帮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样，他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认为各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发展机遇的把握有赖于该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智慧。
曾在世行担任10年副行长的中国人章晟曼说过，“争论从来就是世行这个巨人的影子，它的大小长短由观察者的视角而定，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它永远不会消失。”
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如何看待可能的困难？“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向把困难看成是机会。”他说。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言，是否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是衡量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的标准。以此衡量，林毅夫是100%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他被称为“林比较”——从1988年的一页提纲开始，20年来，他一直从比较优势角度来分析发展和转轨。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制定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国如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按照其要素禀赋——也就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该经济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会具有自生能力，经济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水平就能够得到最快速的提升。
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模仿或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避免为技术创新支付昂贵代价——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实现追赶，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30年高速增长，正是由于中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同时以渐进的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让价格发挥作用，使中国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形成自生能力。
在其分析中，林毅夫认为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适与否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好坏。而在中国目前处于转轨的阶段，对市场、对产权制度的许多干预和扭曲是一种内生的经济现象，在造成这种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未解决前，简单的市场自由化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未能解决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相关的问题，而且，私有化以后政府给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可能还会增多。
让他高兴的是，十多年前他主张这一点看法时还只是理论的推论，2002年世界银行出的一本关于苏联东欧转轨10年经验总结的报告中，有大量的经验实证资料支持了他的看法，苏东政府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给这些私有化企业的保护补贴果然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增加了。
正是上述对市场和产权的看法，使他区别于诸多经济学家。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强调政府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中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
“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和赶上发达国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中国目前确实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传统计划体制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是一步可跨过的鸿沟，总的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最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承认这一点呢？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放弃了从中国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去总结出新的理论，对发展和转型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对于批评，林毅夫坦率回应。
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有两重含义：其一，制度是有影响的；其二，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的。“许多人忘记了第二层含义，而把某些制度安排的优越性绝对化了。”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层涵义，他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一个转轨经济，一步抵达理想的市场经济彼岸的简单制度变革。制度内生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采取许多中间的制度安排，分几步跳过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鸿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林的解释，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二十多年来，从博士论文选择中国农业改革为题，到研究三年自然灾害，再到乡镇企业、国企改革、宏观经济、金融，中国改革各阶段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研究主题。
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带着复杂的情绪。台湾经济学家霍德明在2007年这样写道：“从中国过去近30年改革的过程看来，宏观经济的改革曾经遭受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质疑，起初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后来质疑制度的局限性，90年代质疑增长的持久性，最近这些年又质疑创新的不足与环境的牺牲。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挑它的毛病太容易，认真提出有效的药方不容易。”霍在2006年成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全职教授。“来到大陆之后，我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更深了，这里有太多无法简单以西方经验和理论解释的现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有许多解释，林毅夫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一种。但还没有共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肖耿说。
1994年，林毅夫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从那时开始，在国际上，他被视为中国经验最主要的解释者、热情而坚定的辩护者之一。
这或许是世界银行选择林毅夫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世行170多个受援国中，中国的执行能力排在第一位。虽然渐进式改革路径并不完全符合世行口味，但对于这个以减贫和发展为宗旨的国际机构而言，中国是减少贫困的优等生，它的经验，应该可以为更多国家借鉴。“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林毅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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